去趟民国

 一百年前的今天,民国诞生。那一年叶圣陶18岁,居苏州。当天下午,他和顾颉刚等二三友人往观前街闲逛,日记里有“风狂云黯,市静人稀”的记述。郑孝胥当年52岁,在上海当寓公,日记也仅寥寥数语。两人都没把这一天视为一个历史篇章的开端。其实不少重要的历史时刻,都是被后人赋予的。

  

  丰子恺这样描述缘缘堂的冬天:“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,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。”“廊下晒着一堆芋头,屋角里藏着两瓮新米酒,菜橱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。星期六晚上,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,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,煨白果,直到北斗星转向。这安逸的滋味也使我难忘。”

  1924年,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,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,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,看秋河,看花,听雨,闻香,喝不求解渴的酒,吃不求饱的点心,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,而且是愈精炼愈好。”

  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后,曹聚仁对徐懋庸说:“一个瘦的诗人,配上一个结实的美人,一定要时常牙齿疼,终于闹离婚。”曹聚仁下这个断言还有一个理由,他说过:诗人住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,住在楼上就是一个疯子。后来郁王终于闹翻,演成悲剧。曹聚仁又和黎烈文说:“这是对才子佳人型恋爱的最大讽刺。”

  鲁迅居上海后,一次去华懋大厦访史沫特莱。门丁上下一打量:“走后门去!”鲁迅绕到后门电梯前,电梯工上下一打量:“走楼梯上去!”鲁迅也只好照办。史沫特莱平时送客只到屋门口,这次却破例把鲁迅送到饭店大门口,并目送鲁迅的背影远去后才转身回去。刚才粗口阻拦鲁迅的门丁和电梯工,皆瞠目而不知所以然。

  画家吴湖帆寓居上海拉都路时,每月找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邀三四友人来家里小酌,郑逸梅回忆说:“菜肴几碟,都很精美,且酌且谈,尽半日之欢。”

  汪曾祺回忆,在西南联大时,有位金先生,每次跑警报都提着一个手提箱,里面是他女友的情书。他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给别人看,因为信里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话,据说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,文字很俏皮,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,字也秀气。汪曾祺说: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,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。”

  人力车是民国时期通行的交通工具,也叫洋车。一些名流如吴稚晖、梁漱溟等,为倡导人道主义,出行时坚持不坐人力车。陶行知更甚,一次因急事坐了回人力车,半道上非要和车夫对换,让车夫满含热泪地坐了半程车。学者刘文典常在课堂上怒斥人力车的不平等,课后则赫然坐上人力车而去。

  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时,一次由侄子陈封雄陪伴到西单一家西药店买胃药。店员取出几种,有德国货、美国货和日本货,没有中文说明书。陈寅恪将每种药药瓶上的说明及盒内说明书都仔细看过后,选购了一种。店员见状,以为陈寅恪是精神病患者,陈封雄忙解释:“他懂各国洋文。”店员及顾客皆抱以奇怪的目光。

  俞平伯在清华教书时,聘了个笛师。课余常拎个篮子,与妻子并笛师到圆明园废墟中连吹带唱,一去就是一天。张中行回忆说:“记得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一个夏天,我同二三友人游碧云寺,在水泉院看见俞先生、许夫人,还有两位,围坐在茶桌四周唱昆曲。”俞平伯日记中有他唱昆曲、俞振飞吹笛伴奏的记录。

  1929年陕西大旱,《大公报》发起募捐,编辑徐铸成奉派到营业部收款。某日,来一老者,小胡子,袍子马褂,腰板直挺,臂上挂着手杖。进门后掏出20元钱,嘱徐登记。徐认出此人乃郑孝胥,立即装傻,请教其姓名,对方口答,徐仍装听不清楚,抽出一张纸请其留名。郑很狡诈,掏出名片,出门登车离去。

  抗战期间,华北敌伪组织想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。曹汝霖多少吸取了一些从前的教训。那时,北平老百姓都吃用几十种杂粮渣滓凑起来的混合面。曹汝霖把混合面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,对汉奸头子王克敏说:“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!”王克敏听后,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,说:“这他妈怎么不能吃!”

  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,一次患小肠疝气,在家养病。某日,黎元洪去看他,冯玉祥借机向黎元洪叫苦,称部队军士每天只能吃上小米饭,希望黎元洪多拨给一些粮饷,黎元洪答:“小米最富营养价值,多吃头脑清楚,我很爱吃。”

  《李宗仁回忆录》对蒋介石非骂即贬,唯有一事例外。北伐期间,蒋介石约李宗仁到前线视察。当时战况正酣,李宗仁因蒋介石没当过下级军官,未曾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,担心他会被四周的枪林弹雨吓着。他们走到城边,流弹在左右飕飕横飞。据李宗仁暗中观察,蒋介石极为镇定,态度从容,颇具主帅风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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