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少不知李鸿章,而立方知真中堂!

  

  能够说出此番话语的人,显然,他们属于已经变质、或者说即将变质的人。这实际上是在说李鸿章的苦。

 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、阅历的增加,懂得了中国社会的一些固有问题——领导至上、委过于下、好走极端、空喊口号且好面子儿、好听好话好说好话等等。因此,理解了李鸿章的某些不得已,所以,他要变质了,要变成李鸿章那样的人——贪腐、搞裙带关系、卖国做汉奸。

  (1)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,但并非无顶线夸耀李鸿章的理由。因为李鸿章的道路不是晚清正确的道路

  原因很简单,如果李鸿章是“唯一的路线提供者”,我们没有参照物的话,我们就能认为他是晚清时期最有能力的伟人。

  然而,很不幸的是,晚清还有个左宗棠,他提供了“与李鸿章不同的路线左宗棠路线”。更不幸的是:他们的目标和路径基本相同,所以,李鸿章好的地方左宗棠全有,李鸿章不好的地方左宗棠全没有——例如贪腐问题、出卖领土问题等。

  左宗棠不同于李鸿章之处就在于:

  其一:对外敌不能一味忍让,可以打时就该打;

  其二:为官为人较为清廉,其楚军队伍也比较清廉,战斗力比较彪悍;

  其三:海防、武器以购买为先,自主也要跟上,防止被西方掐脖子;

  其四:更重视民生,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,既要发展军事也要搞好民生,更要大力反腐,澄清吏治。

  其次,李鸿章难,那洋务派哪位领军人物不难?哪个人不难?

  曾国藩作为“洋务运动”的开拓人,他是第一个也是面对最多保守派势力抨击的人物,难道他不难?左宗棠不难?既要面临战争的危险,又要严防死守李鸿章在阴暗地射出的冷箭。不仅仅官场,整个人间又有谁不难?同治还说我为啥遇到这样的母亲,光绪还说我做了一辈子皇帝,却从来没有幸福和品尝过权力的好。上到皇帝下到百姓,谁不难?

  (2)李鸿章不是背锅的,他不苦。他虽不是条约的决定者,但却是意见提供者、决策影响者和执行人三种身份合一

  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从签订不平等条约和数量就判定其卖国,因为签订条约的决定不是他,他是执行人。但是,签订条约者不仅仅是执行人,还有意见提供者、决策影响者的其他身份。李鸿章不是普通的外交人员,他具有这两者身份。

  从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、1875到1877年左宗棠收复新疆、1878到1881年左宗棠和曾纪泽收复新疆伊犁、1884年中法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,都是一路妥协的。

  我们再从《中英烟台条约》后,李鸿章及其家族利用芜湖通商的有利条件,借助轮船招商局的有利机会,为自己的大家族牟利这件事儿上,同样可以看出,在诸多他所签订的条约背后,也有自身家族的利益所在。

  (3)李鸿章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了几家企业,但那些企业是清朝留下的不是他留下的。

  关于洋务运动的成果评价问题,李鸿章作为“清朝国企的主要负责人”,他的价值只在于利用自身的地位提供“垄断权力”,以及保护不被保守派废弃两项功劳。但对当时的政府没有什么贡献,对当时的外敌也没什么贡献,后来某些少数流传下来的也仅仅是作为晚清的垄断企业(因为它继承了晚清的资源财富)留存下来,而不是这个企业本身。

  各位看官对于上述这番说辞,大家表示怎么看?欢迎留言,说出自己的看法及见解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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