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:孔子为何会周游列国十四年?有何意义

孔子周游列国是其一生的重大事件。他自述“三十而立”,即三十岁时立定了自己的人生观、世界观,有了对天下一些重大事情的看法,积极投入政治活动。由三十到七十三岁去世的四十多年中,十四年的周游列国占去三分之一时间。再以孔子与各国君主接触,宣传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来说,又是联系最广、影响面最大的一段时间。为此,对孔子的这段历史有必要仔细辨析。对此略抒浅见于此。鲁定公十三年(公元前497年)五十五岁的孔子,抛弃鲁国三公之一——大司寇的高位,带领弟子们到鲁国之外周游。为什么?应有四个原因:

一为“送女乐”事件。在此前不久的夹谷之会上,齐国要用武力摄服鲁国,当时身为相礼的孔子,用周礼作武器,拙败了齐国的企图,在国内威信大增,齐国为此忧虑,于是齐景公采纳黎鋇的建议,向鲁国送去八十名娇艳的舞女和一百二十匹身披着锦绣的马,陈列到鲁国稷门外。孔子知道鲁君如果收下便会骄奢淫佚,不理政事,坚决反对收下。执政大夫季桓子却主张收下,鲁定公碍于面子,不好马上说收,却以巡视为名,到稷门看了三次,后来收下了。孔子愤怒地说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”孔子认为这样一来舞女腐蚀国君,当政的“小人”进谗言,鲁国政治不会清明,自己的理想不能推行,故而离开。二为“失膰”事。孔子要马上离去,弟子们说鲁国就要祭天了,按照旧制国君祭天时的膰肉,要在祭后分给大臣。弟子们请他再等几天,说如果送来膰肉,说明国君还器重您。孔子为此等了三天,也未见人送祭肉来,便知道鲁国国君对自己失去了信任,才决定离开。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?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。

三因孔子主持隳三都的事件。当年季桓子的家臣阳虎在鲁国叛乱,孔子态度明朗地反对阳虎,鲁国的执政大夫季桓子认为孔子和自己政治观点一致,便请鲁君任命他为中都宰。孔子治理中都一年,成绩突出,又不断擢升为司空、大司寇。孔子一旦大权在握,便开展了维护鲁君利益、削弱大夫势力的“隳三都”活动。他先向孟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三家说:依照周礼,“臣无藏甲,大夫无百雉之城。”三家的家臣分别占据三地,城池大,势力大,严重威胁到三家的利益。以此为由出兵拆除了叔孙氏的郈城,在对季孙氏费城的攻击中,遭到强烈抵抗后,才勉强拆除。当要拆到孟孙氏的郕城时,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父坚决反对,孟孙氏回味自己的家臣公敛处父对自己忠心耿耿,并未威胁到自己,原来孔子拆郕城的矛头是对着自己。郕城没攻下来,三家却醒悟过来,三家大夫意识到孔子隳三都的主要目的是削弱来三家大夫的力量,孔子和自己并不是一家,所以在鲁君面前屡进谗言,把孔子挤走了。四是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走。孔子一直怀着仁政德治的治国理想,几年前在中都小试锋芒,取得成功,加强了信心。当上大司寇后,在夹谷之会上为“相”时,取得成功,更信心勃勃,才敢于触动三家大夫,展开了隳三都的活动。一旦被排挤,认识到鲁国非实现自己政治理想之地,于是另辟蹊径,另找出路,到别国试试。他认为凭着自己的本领和威望,不信干不出一番事业来。于是便决心带着弟子们到鲁国之外发展。这便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原因。

人们提起孔子周游列国的活动,往往重视“周游”二字,即到各国游历,其实不然。孔子及其弟子一行,十几年来在外面的活动,不是去游历(今日习称旅游),不是去游山玩水,不是到处观景。也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级政府派出的代表团、考察团,而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的政治集团。一个以孔子为首,带领一批弟子到各国去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,希望到某一国家施展自己抱负的政治集团。他们在各国的活动,都是一些政治活动。孔子远大的理想是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,达到世界“大同”。其近期目标是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,他认为现实社会应该和鲁国大夫专权的现实不一样,“政不在大夫”。他十分自负地说:如果有人用自己的主张,几个月就可使这个国家变样,三年就能大见成效。当子贡向他问起一块美玉是藏起来好,还是找个识货的主卖出去好时,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沽之哉,沽之哉,我待贾者也。”实际上孔子在各国的一些活动都是在推销自己。为了从政,他带领弟子们由北方跑到南方,由这国跑到那国,为了达到从政的目的,他不惜面见社会上反响不好的卫国南子,甚至连背叛晋国的佛肸对他召唤,他也“欲往”。尽管他相信自己“不缁”、“不璘”;有信心改变坏人,不与坏人同流合污,打算用各种不同的手法争取坏人,改造坏人。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各国施展,这就是孔子率领的这一政治集团到处周游的目的。

尽管孔子一行栖栖遑遑,到处寻找从政治国的机会,却一直未能如愿。原因何在?这涉及到对孔子此人的基本估价问题。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,是社会大动荡、大分化、大改组的时期。各国的奴隶主政权岌岌可危。奴隶主们为了生存和延续统治,敲骨吸髓地对广大奴隶剥削压榨。其实,剥削压迫越甚,奴隶们反抗越厉害,各国奴隶制的统治越不稳。孔子,这位出身奴隶主家庭,一生忠君尊王,即忠心奴隶主服务的奴隶制思想家、奴隶主的代言人,想的却比各国奴隶主更深些,更远些,但却不切合实际。他认为如果奴隶主对奴隶放宽剥削,让他们吃饱穿暖,如果承认奴隶们的人格,不任意役使、买卖、杀戮、殉葬,奴隶们就不会反抗了。奴隶制就可延续了。于是他所到各国均宣传仁政、德治,大量举出先王宽民、爱民的例子,对违背礼制的人鞭挞、斥责。他认为这一剂良药,足可治奴隶制衰亡的顽症。殊不知惯于残酷奴役奴隶的奴隶主本性不改,人家不用他。他反对的那些争权者——各国大夫,正是各地反对奴隶制的力量,更对他不客气。所以孔子所到之处,大多是国君以礼相待,但不用他的主张。像宋国司马桓魋那样的人,与他的主张本来敌对,当然对他更不能容了。这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到处不被任用的主要原因。

在孔子率领弟子们十几年的周游列国中,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,他们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,但十几年来对外活动也有不少收获。其一,孔子及其弟子们十几年,到各地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。通过到各国与各阶层人们广泛接触,实地了解到各国的民情、国情,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不少作用。学界一般认为孔子早年重礼,晚年重仁,就与其周游列国、广泛调查有关。六岁便“陈俎豆,设礼容”的孔子,早年习礼有成,曾被誉为鲁国最懂礼仪的人。孟僖子临死前对儿子说:因为自己对周礼不熟悉,难以担当大任,“今孔丘年少好礼,其达者欤?吾即没,若必师之。”孟僖子临死前托孤让两个儿子向孔子习礼,此后不久,孔子率弟子南宫适等到周都洛邑观礼乐。他多次强调礼乐治国,认为礼是最大的事。经周游列国,到处了解些国情民情后,其思想则逐渐向仁德方面转变。如孔子归国后,季康子向他问增加田赋的事,他不回答,就是心中反对。冉求帮助季氏聚敛,他大发雷霆,“季康子患盗,孔子曰:‘苟子之不欲,虽赏之不窃’”。子路问君子,孔子接连回答“修己以安人”、“修己以安百姓”。 对郑国的子产,更赞扬其“养民也惠,使民也义”的好思想,好作为。这些主张大都是在周游游列国时,多次实际见到民间疾苦的反映。

社会调查还包括了解各国的国情。从各国的历史、到各国的现状。从这些具体实例中吸取经验,汲取教训。在他对各国历史人物及当时人物的评价中体现出他的思想。如卫灵公虽本事不大,道德不高,但用了几位贤才就能保住“不丧”。陈湣公对他的主张比较支持,但孔子考虑到陈国国小民贫,又介于大国之间,不敢在陈国有所作为等等。第二个收获就是周游列国中又收了一些弟子,在现实中对弟子们教育,与弟子们交谈中,丰富了他的教育思想。另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到处播撒仁德思想、惠及各地民众、从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,使孔夫子名扬各国,甚至有人把他奉为惊醒世人的木铎。作为孔子一生中重大事件的周游列国,并没白白浪费了十几年,而是有了一些实地接触、考察社会的机会。这对孔子思想的形成,对这位文化巨人的铸造,显然起着重要作用。当地依据古代传闻,有很多纪念遗址。如颜子港、讲经台、晒书场、坐石、回车埠、孔叹桥、问津碑、墨池、砚石、田泾石、长沮冲、桀溺畈等。历史是复杂的,非亲身经历不会记载详细(即使亲自经历,有时也难免记错),为弄清事实,就应利用各方面的资料予以对照、证实。司马迁亲自到孔子故乡调查,听到许多真实材料,如实地记录下来,对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。但他只是一人调查,一人访问。如果铺开面,更多的人调查,更多的人访问,肯定能得到更多的资料,更能多方面、多角度地了解问题。河南孔子学会发动全省的力量,广泛调查,搜集到大批资料,显然比当年广泛深入的多。孔子当年周游列国,主要在今河南一带,河南省孔子学会组织了孔子周游列国史迹调查活动,该会已将该省内调查到的八十多处孔子周游列国的史迹编印成册,名《孔子足迹遍河南》。在此基础上,重新绘制了孔子周游列国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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